lol竞猜:罗斯旧主活塞一方，今日遭森林狼压制

　　美国华盛顿时间2月2日，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带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裁定中国企业63.86%—76.64%的反倾销税率和75.6%—190.71%反补贴税率。

　　也就是说，最高将征收190%的反补贴税！小编的心情是这样的：

　　面对美国这一裁定，中国商务部都怒了！2月4日，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表示，中方对美方连续对华钢铁产品裁出高额税率表示失望，对美方不公平的调查方法表示质疑。“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公平权利。”

　　据了解，美国商务部2016年3月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政策程序，最终是否征收反倾销税还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作出裁决。按照最新日程，ITC将于2017年3月20日前后作出终裁。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本次遭到美方“双反”调查的钢铁企业中，不仅有民营企业，还包括山西太钢、天津太钢、宝钢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

　　民企国企都中枪，反补贴税率最高超190%

　　通过查阅美国商务部网站可以发现，本次美国对中国钢铁企业发起的“双反”税率远高于往年，对部分企业裁定的反补贴税率甚至达到190.7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此前参加国会听证会时就曾表示，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的贸易壁垒和倾销手段，如果他获得正式任命，将会从中国的钢铁行业入手进行反击。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美国频繁对中国钢铁企业发起“双反”调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全球产能过剩，美国同样面临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其次，特朗普上台以后，宣扬美国利益优先，尤其体现在制造业上。

　　“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设置关税壁垒，缓解美国就业压力，保护本国企业是美方的惯用伎俩。中国‘入世’已15周年，美国却继续采用替代国的办法裁定中国的产品是否倾销，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白明说。

　　王贺军则表示，当前钢铁行业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需求萎缩，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面对，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行为不仅损害其他国家正当的出口权益，最终也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下游产业的利益。

　　而就在过去一个月，我国企业的海外贸易之路也遇到了重重拦阻：

　　2017年1月1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洗衣机反倾销案作出了肯定性损害终裁，导致中国输美大型洗衣机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2017年1月23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最终裁决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卡车和公共汽车轮胎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

　　新年伊始，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频繁，美国商务部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会升级为贸易战吗？

　　梳理：美国一贯的对华反倾销伎俩

　　都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着“确定性”及“不确定性”。“确定”的是特朗普将在经贸领域採取强硬的立场；“不确定”则是他对华经贸强硬立场的具体实施方向。考虑到“特朗普现象”是美国政经生态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集中体现，因而关于其可能的政策行为，仍需从过去的脉络当中梳理出来。

　　据此，大公网近日梳理了2005-2015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以便获得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方面更为确定的信息。

　　反倾销起诉主体：行业的“领头羊”

　　在2005-2015年间，共有68家美国企业发起76例对华反倾销案件。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了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的某些共性。从起诉主体和被起诉主体观察，美国对华反倾销起诉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一对多。“一”即为对华发起反倾销诉讼主体一般以一家美国公司为主，具有明确的起诉方。“多”则表现在反倾销诉讼案件中被起诉方一般涉及所有该产品的製造商及出口商。

　　其次，发起主体及被起诉主体的不对称性。美国发起诉讼的公司多为跨国企业且为行业巨头，而被起诉主体则主要是中国境内的製造商及出口商。

　　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行业其他经营主体，行业巨头能够从贸易保护行为中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行业巨头发起反倾销诉讼的意愿更强；同时，相对于行业其他经营主体，行业巨头具有更强的信息收集及游说能力，加大了由行业巨头发起的反倾销诉讼立案及成功的概率。

　　反倾销诉讼行业特征：垄断性行业

　　从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的行业特徵看，钢铁、化工等重资本行业是重灾区，其中化工行业内又以低端化工品为主，其次为造纸、纺织、家具等轻资本行业。

　　从美国对华反倾销行业分布看，我们发现了以下规律：

　　首先，全球性产能过剩的行业是反倾销的重灾区。从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过剩产能时，出口成为企业解决过剩产能的途径之一，而“低价”是倾销行为认定的要件之一；而从美国企业来说，保护国内市场也是缓解自身相关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途径之一。

　　其次，美国本土失业严重的行业是反倾销的重灾区，如钢铁、化工、纺织等行业。增加就业是美国对华进行反倾销诉讼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因此在失业较为严重的行业其具有较强的动机发起反倾销起诉。

　　再次，集中程度高的行业是反倾销的重灾区。从美方对华反倾销诉讼行业分布观察，寡头垄断行业易成为重灾区。一方面，受公平相容约束的影响，集中程度越低的行业中，单个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的可能性越小；而行业集中程度高的行业，该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具有较强的动机发起反倾销诉讼；另一方面，信息是利益集团游说决策者的关键筹码，集中程度高的行业不仅具备信息收集优势，同时相关利益集团合作意愿及便利性都远高于集中程度低的行业，这也加大了集中程度高的行业发起反倾销诉讼立案及成功的概率。

　　反倾销诉讼的区域特征：制造业中心

　　从反倾销区域分布图看，我们发现以下规律：第一，制造业中心是对华反倾销诉讼多发地。全美国范围内，发起反倾销起诉最多的区域，一般也是全国製造业中心。对比《美国国会议员对华经贸观点全透视》中的鹰派议员分布图发现，二者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即对华持“鹰派”经贸观的议员也主要分布在製造业中心，如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等。

　　第二，制造业就业人数佔比高的区域也是反倾销诉讼高发地。增加就业是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诉讼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制造业就业人数越是集中的区域，其发起反倾销诉讼的动力越强。通过观察制造业规模与制造业就业人数可知，二者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导致制造业就业相对规模与反倾销诉讼也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央视评论：贸易战能成为拯救美国的“钢铁侠”吗？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输美的钢铁产品频繁发起贸易制裁措施，并伴以巨额的惩罚性税率。商务部数据统计，去年我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中，一半出现在钢铁行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全球钢铁产能过剩，中国又是世界钢铁产量第一的大国；另一方面，更是与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关——无论是美方的调查方式或手段上，还是在“惩罚性”措施上，都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

　　美国“重振制造业”，重点扶持钢铁产业

　　众所周知，美国曾经是世界钢铁业界的老大，产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但伴随着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的钢铁产业经历了“去产能”的过程。更多的钢材需求，由巴西、印度、韩国、俄罗斯、土耳其、日本和英国等国家来满足。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主动而为的结果，是自身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必然效果。然而自2009年以来，美国祭出“重振制造业”的政策，而作为制造业的支柱，钢铁产业首当其冲成为扶植对象。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方面美国国内的钢材价格比欧洲市场还高出一截，由于技术条件和产业工人高福利等因素影响，美国的钢铁产业自身并不争气，产品难有竞争力。另一方面，钢材价格过高，也株连下游产业，造成制造业成本上升。

　　在此情况下，美方把怨气撒在国际市场，美国钢铁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对象，已经从中国延伸到韩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球主要国家。足见，自己生病，逼他人吃药，无论如何也祛不了病根。

　　反倾销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政治原因？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输美的钢铁产品总量并不多，与其他国家相比，并非“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中国钢铁产品物美价廉，深受美国制造业欢迎。然而，在此情况下，美方依然多次提起贸易调查或诉讼，不得不说是“竞选政治”的影响。此次公布的贸易制裁措施，源于去年竞选期间启动的贸易调查。美国的钢铁工人，数量不算多，但工会影响力大，游说能力强，造成钢铁行业成为美方对中国进行双反调查和制裁相对严重的重灾区。

　　这一次美方启动贸易调查，中国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尽全力配合，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积极应诉。尽管中方提交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材料，但事实证明，“人们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美方罔顾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相关案件中的裁决，依然祭出这个杀手锏，令人深感遗憾。

　　中国正经历“去产能”阵痛 需警惕“贸易战”

　　显而易见，中国钢铁行业正在经历“去产能”的阵痛，在美国祭出贸易保护措施的时刻，对于中国钢铁行业将是严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贸易保护措施和孤立主义，往往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和传播，这对于复苏缓慢的全球经济而言，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尽管这一次贸易制裁或许并非特朗普政府发端，但从竞选期间的种种言论可以看出，美方的贸易保护措施并不会就此收手，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解决行业困境：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面对

　　正如王贺军所说，当前钢铁行业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需求萎缩，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面对，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行为不仅损害其他国家正当的出口权益，最终也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下游产业的利益。

　　当前，中美贸易额已近6000亿美元，对中美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世界上任何的贸易保护措施，也都不会“甘蔗一头甜”，往往具有极强的反作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 希望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顺应潮流，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推动中美经济一路向前，而不是相反。

　　相关阅读：特朗普在酝酿一场什么样的货币战争？

　　想象这样一个战场：在经历了15年的多次交战后，各方已经宣布签订停战协议，实现了脆弱的和平局面。战斗人员迫切地希望不再兴兵动武：的确，主要交战方之一正付出高昂代价避免表现出任何好战倾向。接着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由从未经过考验的新将军带领的一支军队挺进了作战区的中心，在多条前线宣战。

　　这描述了货币战争——国际经济外交的主战场之一——的场景。在2000年代初、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美国曾多次指责其他国家刻意低估本国汇率以获得竞争优势。

　　上周，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把中国、日本和德国列为这方面的敌对势力，并承诺与他们展开较量。

　　这不算是完全不可理喻，但也差不多。这三个国家没有做任何可以被形容为竞争性贬值的举动。日本上一次干预汇市是在2011年。去年，尽管日元急剧升值可能破坏不确定的经济复苏，但日本抵制住了干预的诱惑。

　　在美国抱怨汇率操纵行为后，2010年中国决定让人民币退出与美元的挂钩机制，并从2012年起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过去一年，在注意到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急剧走低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后，北京方面付出高昂代价进行干预，以支撑（而非压低）汇率。

　　与此同时，尽管可以合理抱怨德国的竞争优势，但遭受最大直接影响的是那些欧元区成员国，不关美国的事。

　　的确，特朗普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对柏林方面的抱怨，突显出特朗普政府不顾事实，只想找茬打架。正如德国政府苦口婆心解释的那样，柏林方面尊重欧洲央行(ECB)的独立性，即便不认同后者的政策也是如此。的确，德国政府和德国央行(Bundes bank)多次批评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该政策最有可能使欧元疲软。

　　尽管欧元区各国政府（而非欧洲央行）在技术层面上保留了对汇率政策的控制权，但它们唯一一次干预外汇市场是在2000年。当时，该举动是国际联合救援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支撑（而非压低）欧元。

　　没错，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是合理的担心源头。考虑到整个欧元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敞口有限，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使后者更难实现增长——无论欧元多么疲软。但是，如果德国工业压制住实际薪资增长、使其获得相对于欧元区其他国家（比如说西班牙）的竞争优势，那也不关纳瓦罗什么事。指责德国看起来更像是试图在欧元区内部撒下分歧的种子，而非真的要好好参与辩论。

　　几乎没有哪位严谨的经济学家真的认为人民币等货币的汇率被低估，或是其政府正在操纵汇率以获得优势。就连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前所长、过去15年美国大部分汇率战的理论教父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也承认，自2014年以来人民币的局面已经发生“戏剧性改变”。

　　特朗普和纳瓦罗或许自以为是汇率斗士，捡起了较软弱的美国行政当局放下的武器。实际上，他们更像是拿着过时情报、姗姗来迟的急躁士兵，非要打一仗不可，尽管战场上已经没有真正需要对抗的敌人了。

　　本文综合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大公网、每日经济新闻、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