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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管弦乐《丝路》(演奏：上海民族乐团)

　　2016年10月12日晚，上海民族乐团原创新作《海上生民乐》音乐现场为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启序幕。起初，闻此消息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啊？”（惊讶），因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之前尚未用过民乐演出作为开幕剧目。很多观众对民族音乐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古老而悠久的乐器，琵琶、二胡、笛子等以及《梁祝》等经典的民乐作品，陌生的是现在的民族音乐作品和演出。在一般的家庭教育中，钢琴、小提琴等乐器也更受家长青睐。据悉，中国目前的文艺演出市场中，民族音乐的份额非常少，全国各地的民乐表演团体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中国民乐的发展正面临着瓶颈，业内都清楚，民乐不能只有“老三篇”，但民族音乐如何创新也成为一道难题。在这样的现状下，一场民乐演出如何站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的国际化、当代化的舞台，并且成为开幕演出？这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疑惑。直到开幕当晚，一场与众不同、让人耳目一新的《海上生民乐》，才让众人消除了疑惑，不由得发出“啊！”的赞叹。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海上生民乐》谢幕了，但是围绕此台演出的思考才刚拉开帷幕。譬如：《海上生民乐》中的创新是否成功？成功在哪？如何让民族音乐具有当代气质、进行国际表达？这场以“传承、创新、融合”为主题的民乐演出传递了什么值得关注、借鉴的艺术理念？……对于这些问题，著名作曲家何占豪、著名戏剧家罗怀臻、青年乐评人李昂以及主创团队中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副秘书长、《海上生民乐》总策划刘文国，上海民族乐团团长、演奏家罗小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上海采风：《海上生民乐》中，每个曲目都进行了新的编排，进行了创新，与此同时融合了书法、戏曲、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怎么看待这些创新形式？对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有哪些启迪？

　　刘文国

　　刘文国：从艺术上分析，这次的音乐作品中，每一首曲目，无论是传统经典还是当代新作，都是经过重新创编的佳作，对应了传统和现代，经典与创新。这些作品既体现了民族化的丰厚底蕴，又融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品味。其次，在表演形式上，除了原汁原味的民乐精彩演奏之外，又融合了吟诵、吟唱、舞蹈、戏曲、绘画、书法、电声、爵士等全球文化元素，使中国古老、悠久的民乐，与世界经典音乐，在奇妙的对话中融会贯通，形成异曲同工之妙。从中，体现出海派民乐作品的融合开放和创新特质。在舞台美术设计上，采用了当代视觉美术的理念，以大时空的方式进行多媒体视频效果处理，以此来挖掘中国民乐在表达上的虚实结合的写意意境，把听民乐和看民乐有机结合，努力打造一台民族音乐的精品，体现了东方特质、当代表达，简约、唯美的视觉效果。

　　罗小慈

　　罗小慈：中国的音乐跟中国传统文化、跟中国的哲学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音乐是中国人的精神智慧的一个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海派艺术又特别开放，特别鲜活，我们就先抓住这样一种总的气质。通常民乐的音乐会都是大杂烩，展现出来的气息是断的，所以这次演出我们想用一个文学性的结构来呈现，赋予更多文学的质感，这样的尝试还是第一次。《海上生民乐》中，我们用了《风》《雅》《颂》《和》四大乐章，并有我们自己的解读。《风》是指古风自然，体现中国古老的哲学：上善若水，讲究天人合一。《雅》是侧重体现内在和外在的自我修为，表现中国文人的内心世界。文人音乐最早是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但是后期走到自娱自乐的境地，格局不够大，比较小众。这次的“雅”中，我们是想体现“新文人”的概念，这也是我们乐团创作理念上的一个大的方向。比如古筝独奏曲《墨戏》，呈现的不仅是文人自身的一种小情小调，还有他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激荡和感悟。再如《剑器》，作曲家从杜甫的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中汲取灵感，非常有风骨，民乐中像《剑器》这样比较犀利的作品是不多的。第三个篇章《颂》，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出中我们选择体现中国历史上的三段生死爱情，反映中国人的浪漫。最后一个篇章《和》体现了“乐和天下”，即费孝通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篇章中的节目《蜂飞》是用中国乐器来演奏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炫技派作品《野蜂飞舞》，呈现民乐演奏家的当代魅力，与当下世界音乐的互动。青年作曲家黄磊以经典唢呐曲目《百鸟朝凤》为蓝本，编创出唢呐与电声跨界的作品《凤舞》，也给出了青年创作者对民乐未来发展的思考。

　　五重奏《蜂飞》（演奏：高韶青、赵磊、唐一雯、赵臻、王音睿）

　　自古以来，中国艺术有一种天然的当代性。诗歌乐其实是一体的，以前唐诗宋词都是可以吟唱的。王维等很多诗人，还是大画家，且精通音律。因此，《海上生民乐》中，我们也加入了其他一些艺术手段，给予更丰富的视觉上的补充。《海上生民乐》从最初的创意策划到最后的呈现，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反反复复地推敲修改，从艺术节的领导到相关专家都给予我们很多好的建议。我们会继续打磨这部作品，在全国进行巡演，并争取走出国门。

　　罗怀臻

　　罗怀臻：许多年来，民族传统音乐一直在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希望重新融入时代主流，为此做了各种尝试，包括交响化、新民乐、跨界混搭、时尚化。现在回头去看，一切尝试都没有白费，所有努力也都没有最后完成。上海民族乐团的《海上生民乐》，可以说在不经意间作了一次总结，把民乐人许多年来的有益探索，把民乐创作与演出中各个局部的尝试和革新，在上海作了一次整合，以一场风格感鲜明分寸感得当、相对完整和谐和完美的原创性演出，实现了民族音乐当代演出的审美转化。

　　艺术创新，不仅是局部性技能性的创新，更是在局部与技能性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进而实现的整体性的审美品格转化，而支撑整体性审美品格转化的，既离不开深厚的积累，更要有文化创造的自觉和自信。《海上生民乐》作为一台民乐形式的演出，融进了民族舞蹈、民族戏曲的表演，也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但是其它艺术门类的介入，都没有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反而起到了营造情势、渲染情境、放大情感的积极作用，并且构成和谐。

　　何占豪

　　何占豪：我认为这台音乐会的创新表现在这么几点：首先，乐器的选用不拘一格。以前的观念里民族音乐一定要纯，某种音乐就一定要用某一种乐器，否则就觉得不正规。我们知道，乐器是世界各地的老百姓创造的，但是创造了这个乐器之后，是不是就只能这个国家演出来才有所谓的风格呢？不，乐器它本身没有民族性，它是一个工具，如果这个乐器跟某个国家的民族音乐语言结合得好，久而久之它就能成为这个民族音乐的乐器。《海上生民乐》这台音乐会就打破了乐器过去固有的门户之见。其次，新在跨界，运用了综合艺术，如舞蹈、昆曲、书法等，还融入了舞台背景、灯光等视觉艺术，借用其他艺术来帮助节目更好地展现音乐形象，更好地让听众理解音乐内容，这也是一种创新。

　　民乐重奏与昆曲《惊梦》（演奏：陆莎莎、刘雪娴、赵韵梦、胡嘉倩；昆曲：张军、张冉）

　　现在民乐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时髦，就是去拉或敲古筝，古筝本来是弹的，声音很好听，但一些演奏者却认为不拉不敲不现代，还有些演奏者吹笛子时要漏风，认为这样才现代，这完全是走入了误区。幸好《海上生民乐》坚持了民乐的原汁原味，这台音乐会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以乐器为主，把各个乐器的音色，它的功能，做了比较充足的发挥，发挥出它原来的美。我认为，外来艺术形式要民族化，民族音乐要现代化。什么叫现代化？除了运用其它门类的艺术，如视觉艺术、舞蹈艺术来助我们民族音乐一臂之力外，我们民族音乐本身还要改革，再不改革很难往前发展。我们的乐器要改革、要创新，发声要现代化，要真的达到美，要真的抒情。

　　上海采风：多元的时代，很多传统艺术越来越小众，但《海上生民乐》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不仅业内肯定，还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这背后有哪些成功之处？

　　何占豪：我觉得这台音乐会的“好”可以用三个字概括：美、情、新。第一个是“美”，优美。优美是我们民乐的特色。我们的祖先创造音乐就是为了美，要好听，有听觉的美和视觉的美。《海上生民乐》这台节目延续了我们民族音乐的传统，保持着原来的民族音乐语言的美，民族乐器的音色优美。《海上生民乐》的节目虽然还有改进的地方，但是总体上是美的。第二，这台音乐会成功的一大原因是“情”。在古代，我们的先辈就开始用乐器的声音来抒发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我认为，音乐的本质是美，音乐的核心是情。音乐离开了美，离开了情，为何还要创作音乐？但是现在音乐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觉得观众越听不懂越好，觉得音乐是不能用语言来讲的、要靠观众自己体会，这些观点其实是部分创作者用来掩盖内心空虚的借口，这与“艺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让我高兴的是，在《海上生民乐》中我感受到了“情”，比如《墨戏》《剑器》《凤舞》等节目的创编、演奏，都带入了真情实感，呈现了鲜明的音乐形象，因此能把现场观众带进音乐营造的氛围情绪中。第三，这台音乐会之所以群众喜欢，在于“新”，有创新。希望这台音乐会，不断打磨，不断对自己提高要求，做到每个节目都既让观众满意又让专家服气。

　　罗怀臻：《海上生民乐》的成功与上海民族乐团的发展密不可分。可以用“名人，名团，名曲”来形容上海民族乐团。所谓“名团”，是指上海民族乐团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创作与演出的风向标。这个风向标的意义，既有良好的传统继承的一面，也有对民乐发展走向的引领与先导，它在民族音乐领域里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是举世公认、一以贯之的。所谓“名人”，是指上海民族乐团人才辈出，独领风骚。《海上生民乐》集结了几代优秀演奏家同台表演，争奇斗艳，精彩纷呈，不同年龄段演奏家的演奏，还传达出不同时期的代际审美，显示出上海民族乐团在各个发展期深厚的人才储备。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都可以兼顾创作，如闵惠芬、俞逊发、顾冠仁、马晓晖、罗小慈等，这在全国民乐界也是少有的。所谓“名曲”，我想用“熟悉的曲目有新鲜感”和“新创的曲目有熟悉感”来形容上海民族乐团的创作演出风格。在《海上生民乐》的演出中，我们听到了许多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或作了新的编配，或尝试新的演奏方法，在熟悉的旋律中体现出新的意境与新的技法，从而产生新鲜感。而他们新创作的曲目，又十分注重本体与本色的守正，甚至有意识向更质朴久远的传统源头回归，注重原声、元音、原味，将乐器本身的本色的声响发挥地淋漓尽致，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现代感，使人在一派清新的感受中唤醒储存的记忆。上海品牌，全国名望，世界名声。这是上海文化追求卓越的标志。

　　上海民族乐团《海上生民乐》的创作与演出，赢得了内行观众的认可，也赢得了外行观众的喜欢，在上海大剧院座无虚席的观众厅里，无分老少，不时激起的亮点、沸点，甚至偶尔被触动到的泪点，使得这场民族音乐会的演出效果达到了多年未有的成功。我相信，《海上生民乐》会成为上海民族乐团的保留演出，其中的曲目和演奏的艺术家可以自由更换，但是样式和风格会被保留下来，传播开去。

　　古琴独奏《流水》（演奏：龚一）

　　李昂：上海观众的欣赏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上海有很深厚的古典与传统音乐的积淀和音乐厅文化，因此《海上生民乐》受到上海观众的欢迎，也充分说明了它的成功。《海上生民乐》这台演出的一大鲜明特点是：在保持音乐会的高格调的同时很注重拉近与大众的距离。一直以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包括上海民族乐团半个多世纪积累的经典作品，对于旋律的线条美、是否贴近传统气质的考量是非常重视的，这是非常值得继承的传统。观众们为什么喜欢《海上生民乐》这台演出，就是因为做到了这点。首先，这台演出中所有节目的标题都非常直观，比如音乐会分为《风》《雅》《颂》《和》四个篇章，篇章下面又有《流水》《和鸣》《别姬》等等节目，看到这些标题，观众马上就能产生一定的联觉与期待。而我们的艺术家呈现出来的声音或者舞台效果是与之相符的，进行了平易的表达与诠释。其次，这台民乐演出在编排上面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邀请了年轻的作曲家参与，比如黄磊、孔志轩、韩闻赫都是非常有想法的优秀青年作曲家。他们创作时也考虑了大众的审美，编创的音乐也很有活力；其二，上海民族乐团里很多演奏家都有进行创作的能力，这也是这个乐团艺术家们一直以来的优秀素养，比如罗小慈老师作曲的《墨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体现了只有演奏家才有的那种建立在自身经验之上的杰出创造力。这也说明，好的民乐作品，一定要建立在对于乐器特性的充分了解之上，这也是写作民乐时最为难得的素养。

　　琵琶、京胡与鼓《别姬》（演奏：汤云理、朱燕芸、杨雷恒；表演：高红梅）

　　筝独奏《墨戏》（演奏：罗小慈；舞蹈：黄豆豆）

　　上海采风：《海上生民乐》这台演出的探索对于民族艺术如何与世界对话、如何进行当代表达，民族音乐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李昂：《海上生民乐》这台演出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尝试，坚守了一定的品质，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大众审美的需求。我觉得上海民族乐团应该把亲近大众的理念继续继承发扬，与更多有想法有才华的作曲家深度合作。长期以来，一些作曲家固守象牙塔，缺乏与大众的互动与理解，热衷通过技法来标榜个性。当然，我们同样欢迎勋伯格式的先驱，但要明确的是音乐为什么群体而作？这也是音乐最重要的文化属性。艺术家可以享受自己的那份孤独，但也应该主动去与大众对话，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作曲家还是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得到社会的认可。

　　罗怀臻：民乐如何面对未来？我认为，赢得了青年，在青年人当中能够传播，这门艺术就把握住了未来。那天晚上像罗小慈的演奏，赵磊的二胡，是比较古典的一种，但是那种声音是跨越年龄的，我相信这样的演出会征服80后、90后、00后年轻的心灵，会在他们的心灵中种植下民族音乐的当代记忆。由此，我们的民族音乐就会向前发展。我相信那天的演出能够赢得更多的非民乐观众的喜欢。

　　何占豪：我认为《海上生民乐》这台音乐节目具有的“美、情、新”的特点符合我们民族音乐发展的思路，所以应该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会越来越得到老百姓的喜欢。现在一些所谓的现代艺术家，写出来的音乐老百姓不喜欢听。为什么？因为他们背离了民族音乐语言的美。一些当年很有才华的海归青年，现在已经进入中老年了，但到现在为止很难超过当年的“老三篇”。为什么？吃亏就吃亏在他们没有好好学习民族音乐的语言。以前国家太封闭了，我们没有办法出国，就一门心思挖掘民族音乐语言，后来开放了，一批作曲家去国外学习，既学到了精华，也有可能学到了糟粕。他们最宝贵的时间都在接触外国的技术，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学习中国的民族音乐语言，因此回到国内，写的东西老百姓往往不欢迎。这不是说外国的音乐语言不好，好听也好听，但是国内很多老百姓听不懂。

　　当年我先学的是小提琴，下乡给老百姓表演时，我们问他们，好听不好听？他们说，好听。懂不懂？不懂。你们要听什么？我们要听越剧，要听沪剧。当时我们这些青年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他们文化低、见识少。另一派认为问题在我们自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演了一台音乐会，观众都陆续走光了，最后一个老太太还在那听。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走？喜欢听？她回答道，你们坐的凳子是我的。其实现在这批作曲家遇到的问题，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已遇到。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音乐成功与否，人民喜欢与否，绝对不是音乐技巧有多高，而是你表达了什么，你的音乐语言是否让观众听懂了。音乐语言的美，民族音乐音色的美，都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那一代创作者讲究喜闻乐见，就是要平易近人。

　　李昂

　　李昂：从中国的民乐发展来看，一批民乐的经典作品包括《梁祝》，很注重追求综合化，中西音乐文化的融合。现在音乐学院的作曲专业并没有开设民乐配器法的课程，所以对于作曲专业的学生来说，写好民乐是很难的。当然，民乐的百年发展本身也是受到西方深刻影响的，同样写作民乐作曲专业也应该扎实学习西方管弦乐配器法。所以，对于中国作曲家来说，创作民乐作品是更需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与责任感的一种艺术行为。

　　罗小慈：我们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是不可取代的，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价值。交响乐是人类共有的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形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与此同时，蒙古长调不是世界级的吗？交响乐有美的一面，民乐也有美的一面，各美其美，彼此辉映，全人类都可以共享。其实中国很多民间乐器，比如二胡、琵琶、扬琴、唢呐，这些全是从外来的民族传过来的，然后进行汉化，经过一代代的演奏，变成我们民族自己的乐器。虽然乐器血统不一样，但是演出时并没有违和感，中国民乐就是“乐和天下”的写照。

　　上海民族乐团从1952年创立到今天，一直扣住海派民乐这样的特质，海纳百川，既展现民乐的经典性，又勇敢地去进行创造，当然这种创新一定是有根有魂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否则会很匠气。我们既不能跟随西方的价值观走，也不能抱残守缺，抱着老祖宗不放。现在若把古曲直接放到舞台上，很多观众很难接受，包括我们一些青年演奏家也不愿意演奏。为什么？因为跟当代的审美心理有差距，古曲很美，但是四平八稳，时间很长，缺乏更多的变化。同时当今的时代，我们不能以我是民族的，历史悠久，就高高在上，灌输式的方式没有用了，只有真正的非常有诚意地创作，拿出让大家喜欢的作品才行。《海上生民乐》以及这几天演出的“冬日彩虹”音乐现场，在民乐的当代性方面进行了探索。我们花了一年、半年的时间去打造这两台音乐会，这在纷纷赶进度的当下是非常奢侈的。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创新项目来带动创作，带动演出，带动艺术推广，树立一些品牌；也希望能有更多像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的平台。这次《海上生民乐》的演出，很多有才华的作曲家尤其是青年作曲家看到他们的作品被搬上那么大的舞台，并获得肯定，这对他们的激励作用是非常大的。我觉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乐的春天来了。民乐是座没有爆发的活火山，是非常有潜力的，创新方面也有无限的可能。

　　刘文国：上海民乐团的《海上生民乐》作为开幕式演出，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18年来第一次。此举，确实充满了挑战。我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民乐是国之瑰宝。我们要充满文化的自信，只要坚持中华美学精神，坚持开拓创新，做到中外交融，那么，要实现具有海派文化特点的高水平文化演出，且融入音乐文化和城市气质，是可以实现的。

　　在整个策划中，我们坚持16个字：中国元素、国际表达、中国故事、世界演绎。我们认为，民乐要走向世界，必须不断国际化。这样，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的民族音乐作品，用中国音乐的母语，讲中国的故事，与世界进行对话，这是整场演出的灵魂。《海上生民乐》不仅是上海民乐的最高演奏水平，还要体现海派文化兼收并蓄和时尚多元的风格，重质感而清新，重内涵而轻盈。

　　罗怀臻： 这台音乐会某种意义上来说有文学性，即共鸣点，就是我们能找到大家交流的东西。大家都在谈论创新，但是没有足够的底气，没有扎实的功底，这种创新是令人担心的，也是摇摇晃晃的。敢于做转化型的创新，没有足够的积累和自信是做不成的。《海上生民乐》这台音乐会从舞台到舞台背后，都让人感觉到它的文化自信，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敢于拿它做开幕式也和这座城市近年来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自信、自觉是有关系的。

　　文化自觉就是担当，自觉就是敢于尝试新的演出样式，敢于去争取非专业观众，这个需要勇气，谁敢？不少有才华的艺术家为了几百人的老观众耗尽毕生。但是一门艺术如果只剩下内行观众和听众在追随它，就已经宣布这门艺术衰落了。一门艺术在兴盛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外行观众和听众在追随它，当一门艺术仅仅被动地满足迎合内行欣赏的时候，它表现的是极大的不自信。《海上生民乐》实现了整体性的审美品格转化，任何一支曲子，每个人在演奏方面、演出方式上都有变化，既古典又很现代，与所处的大剧院的演绎环境构成一种和谐，赢得了市民大众。一场音乐会也像一台时光机中的一个齿轮。民族音乐的这台时光机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表现，并代代相承。这次的演出在民乐的时光机上刻下了浓重的一笔，加入了时光的齿轮，它通达传统，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海上生民乐》这台音乐会也契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在创新方面的追求，以及民族语言国际表达的目的。这也体现出上海文化创造的一份自觉担当。期待我们上海舞台艺术都有这种整体性转换发展的意识，由此我们的海派文化就会又像二十世纪初的海派艺术一样，对中华文化艺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刊于2016年第12期《上海采风》杂志）